赵文坦：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其历史背景

摘要：明朝初年朱元璋召见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父子，是孔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朱氏对孔氏严加训诫，并反元朝之道而行之，“不烦以政”，曲阜县尹世袭制度也改为世职知县制度，孔氏仕宦为之一变。表面 原因是，元惠宗（顺帝）北迁后，孔克坚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称病不奉召觐见，引起朱元璋不满。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元朝后期朝廷加大尊孔崇儒的力度，对圣裔也更加优遇，孔克坚和族人孔思立进入中朝，历官省、台，位列显宦。普通孔氏族人也凭藉朝廷的“孔氏恩例”大量进入仕途，其仕宦人数为元朝汉人家族之最。因而， 曲阜孔氏认同元朝蒙古、色目、汉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忠诚于元朝，敌视红巾军。

关键词： 孔氏仕宦；政治动向；朱元璋；衍圣公；世职知县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曲阜孔子家族长盛不衰，有“第一家族”之誉。原因在于汉朝以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封建王朝的尊孔崇儒，除了层层加封孔子尊号外，又以恩遇圣裔为主要标示。然而，皇帝对圣裔的态度并不是必然地与其尊孔的姿态同步协调，或忽视圣裔的存在，或故意冷落圣裔， 甚至阻碍圣裔在仕途上的发展，显示出皇权对圣裔的傲慢，及其对孔氏宗族的绝对支配。明朝初年太祖对衍圣公的态度就明确显示出皇权与圣裔这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本文试从曲阜现存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的“对话碑”入手，揭示朱氏与孔氏在明朝初年的真实关系，并从孔克昌对朱氏的谀诗揭示曲阜孔氏虽然在仕途上遭到挫折，但仍能长盛不衰的原因；进而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即考察元朝后期曲阜孔氏在仕途上的发达，与元朝统治者的关系，及其孔氏在红巾军起义时期的政治动向，结合明初孔氏的仕途转折，以揭示明太祖不喜曲阜孔氏的深层次原因。

一、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孔氏仕途的转折

明洪武元年（1368 年），孔克坚和其子孔希学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是孔子家族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洪武六年，孔希学又赴京觐见明太祖，两者之间又有一番对话。洪武元年、六年，孔克坚父子将他们与明太祖的对话镌刻入碑石，树立于其府第，现仍存衍圣公府（今称孔府）内，史家记作“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的对话碑”①。

今人释读此碑，或从孔子家族史，或从儒学史的角度解读明太祖与孔子后裔的关系，多认为朱氏与孔氏的对话是明太祖尊孔崇儒、优礼孔子嫡裔的标志。例如有学者虽然对兹碑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认为朱氏对孔克坚、孔希学父子“非常尊崇”，“对孔氏宗族和衍圣公府极力优渥，且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①。之所以如此判断，大约是因为孔克坚觐见明太祖之后，衍圣公进秩二品， 阶资善大夫，其它政治待遇在表面上似乎得到了提高，如自洪武七年起，孔希学“每岁入朝，班亚丞相， 皆加宴赉”。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还令孔讷“班文臣首”②。但这只是部分表象，实际情况恐非如此简单。兹略引碑文如下，以便于分析：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圣五十五代袭封衍圣公臣孔克坚，于谨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圣旨：

“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臣对曰：“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个有福快活的人， 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他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用！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

所谓“不委付你勾当”，就是不委付孔克坚官职。从明太祖的语辞看，他对孔克坚并无礼遇之意，因为“秀才”一词是元朝对读书人的通称，而孔克坚在元朝后期世袭公爵，官至秩二品，有礼部尚书和侍御史等实职， 非一般读书人可比。朱氏对孔氏是教训的口气，一是教孔克坚遵守祖宗法度，效忠于大明王朝。二是教孔克坚多读书写书，以训诫孔氏子弟。当然读与写的都是“三纲五常”为主旨的内容。黄进兴先生认为明太祖、孔克坚二人关系紧张，明太祖不喜孔克坚③。甚有见地。

明朝名臣宋濂曾称道孔克坚“学极博精，尤善《春秋左氏传》”④。孔克坚曾在元朝任同知太常礼仪院和礼部尚书，并非不学无术之人。又，朱氏训话中“好人”这两个字眼亦颇堪玩味。孔子苗裔，诗书传家， 虽然不是历朝历代都出硕学鸿儒，但知书达理，应大致不差。为何明太祖说出“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这样的话来？其中隐情乃在于孔克坚对元朝和明朝的态度。元朝后期曲阜孔氏在仕途上颇为顺畅，入仕版者众多，孔克坚和孔思立等更是位列高官显贵，颇得元顺帝和蒙古色目官员的青睐（详后）。孔氏认同元朝的统治而敌视元末农民起义是很自然的。在元朝与红巾军的战争中，孔克坚站在元朝廷一边， 为其出谋划策，自然是朱元璋的对立面。这应该是朱氏不喜孔氏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建国号、称皇帝后， 孔克坚仍称病不赴诏。徐达攻占曲阜，孔克坚成了大明国的俘虏。其时元顺帝虽北遁应昌，大元帝国（后世将顺帝撤出元大都后的元帝国称为“北元”）却没有灭亡，孔克坚或许仍认为还是大元帝国的臣僚，因此不应明太祖之召，也可以说是顾及他与元顺帝的君臣之义。

朱元璋不喜孔氏，或许还有其心理自卑因素。洪武元年（1368 年）三月初四日，明太祖给孔克坚的亲笔谕旨有“然彼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再教于世历经数十代，每每宾职王家，非胡君运夫独为今日之异也。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虽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若无疾称疾以慢吾国不可也”之语⑤，显然怀疑孔克坚不认同大明帝国。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黄金家族。曲阜孔氏也是累世缨紫、安享尊荣的世家，在异族蒙古统治下，世袭衍圣公的品秩不降反升，倍增荣光。元顺帝虽未曾至曲阜， 却频频遣使诣阙里祀孔，作出尊孔崇儒的姿态。而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曾出家为僧，乞讨为生，出于社会的最底层。当孔克坚接到朱元璋要他赴京觐见的诏令后，心里恐怕是五味杂陈，朱氏本以草莽英雄起家， 未必能够坐稳江山，然明军已经把元顺帝赶出大都, 元朝已日薄西山，顺帝困守漠北，能否东山再起，也很难预料，因此难免首鼠两端①；孔氏受元朝厚恩，在元朝尚未灭亡的情况下迅速投降新的王朝，也会落下背信弃义、违背祖训的骂名。孔克坚更可能心存恐惧，为元军出谋划策镇压红巾军的经历（详后），使得他心里忐忑不安。于是称疾而不奉召，仅派其子希学赴南京觐见，也自然引起朱氏不快。

曲阜衍圣公府内的碑刻中，还记载着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明太祖对孔希学的一番训诫，略曰：

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欤！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官内铨注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也。尔若不读书，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岁至弱冠，多昏蒙未闻，不肯向学。自冠至壮年有室，血气正盛，百为营营，亦无暇好学。尔年近四十，志虑渐凝定，见识渐老成，正好读圣人之书，亲近明师良友，蚤夜讲明道义，必期有成。四方之人知尔之能，皆来执经问难，且曰： 此无愧孔氏子孙者。岂不美哉！然四体之动，乃德之符，步履进退必用安详，不可欹斜飞舞，久久习熟， 遂为端人正士。朕今宛曲教尔，尔其自择，还家亦以此教子孙可也。勉之哉。勉之哉。②

明太祖所谓“不欲于流官内铨注，以政事烦尔”，就是只给孔希学爵位，不任其官职。但诫其“蚤夜讲明道义”， 无非还是修习儒家尊君之道，效忠朱明，并且使其成为士民遵守儒家纲常的榜样。孔克坚年仅五十三岁， 孔希学年未不惑，正值壮年，明太祖却不委付他勾当，并非体贴关怀，而是反元朝之意而行之，即斩断衍圣公父子及其后裔的仕途，在政治上冷落疏远他们。对在元朝做过官的曲阜孔氏族人也以“不烦以政”的理由不再任用。明永乐九年（1411 年）孔颜孟三氏学教授文时中曾说“迨圣朝兴运，聿新文治，凡宣圣子孙待以优礼，不烦以政”，原元朝虞城教谕孔思政“遂以优游乡里，以教子睦宗为事，乐其天年”③。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曲阜是封建帝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宋朝时以衍圣公或孔氏族人任曲阜令， 所谓“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仙源县，使奉承庙祀”④，且衍圣公多兼曲阜令。金朝仍之。至元朝而一变， 实行“世封其大宗为衍圣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为曲阜尹”的制度⑤。所谓“小宗”，专指孔元用后裔特别是孔治的子孙。至明初又一变，由小宗世袭县尹制度改为世职知县制度，即改由从生活在曲阜的孔仁玉所有后裔中选任，无论其是大宗还是小宗，是“袭封位”还是其它“位”。如洪武七年（1374 年）任曲阜世职知县的孔克伸属“袭封位”下⑥，虽然也是孔元用之后裔，但不是孔治之后，而是孔治之弟孔澄的孙子， 与孔希大、孔希章同支不同祖。十五年，任曲阜县令的孔克㽦是孔元敬曾孙⑦，属“博士位”下。十七年， 以五十六代孙希文任曲阜知县，孔希文是孔道辅之子舜亮之后裔⑧，属“中散位”下。二十八年，任曲阜知县的孔希范是孔克坚之子⑨。永乐九年，任曲阜世职知县的孔克中是宋朝刑部侍郎孔宗翰的十世孙，属“侍郎位”下⑩。曲阜县知县世职制度使得衍圣公不再兼有主奉孔子林庙祭祀和曲阜县政的权力，也使得元代孔元用的后裔这一官宦世家不再专有世袭曲阜县尹的权力。

洪武七年（1374 年），明太祖亲自选拔向他表达忠心、歌功颂德的孔克伸任曲阜知县。是年，因曲阜知县阙员，朝廷命孔氏族人保举贤而有文者袭其职。衍圣公孔希学同族人孔思矩等二十八人从公保举孔克伸堪任此职。四月，明太祖召克伸入见。明朝许彬撰《孔克伸墓表》记述其场景颇为生动：

上曰：“你晓得作诗么？”对曰：“臣颇晓。”上曰：“颇晓即是晓的，礼部官赐他纸笔，就以蒋山为题。”克伸俯伏丹墀，须臾而成。其诗曰：“压尽群山素有名，巍巍雄势独峥嵘。数峰碧玉朝大阙， 一带螺屏映帝京。云窦雨晴龙虎现，月岩风暖凤凰鸣。应知圣主无疆福，日听昆仑万岁声。”诗呈， 上朗诵数四，喜动天颜，笑曰：“莫说你别才调，只这首诗也，膺做个知县恁多官，将此诗与他传播天下。”克伸稽首而退。上顾谓侍臣曰：“真孔氏子孙也。”遂授是职，赐之敕命。①

孔克伸作诗将明太祖颂称“圣主”，表示对大明帝国的极大认同，博得了明太祖的欢心，是明太祖对孔克坚训示的孔子后裔中的“好人”，遵守“祖宗法度”的“孔子真子孙”，不仅可以领袖曲阜孔氏族人， 也可以作为全国士民的表率，“将此诗与他传播天下”即是此意。曲阜世职知县选任的标准，由原来的与孔氏大宗的血缘关系亲疏一变而为对大明帝国的忠诚程度和对朱氏赞颂声音的高低了。孔氏也得以保持其自家人执掌曲阜县政的权利。

二、孔氏忠诚元朝的背景：元后期孔氏的仕宦

曲阜孔氏对朱元璋的态度，缘于元朝后期朝廷对孔氏的优遇。蒙元时期是曲阜孔氏在仕途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早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蒙古、金朝、南宋争夺中原汉地时，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用审时度势， 率曲阜孔族和庶族降附大蒙古国的国王孛鲁，其子孙得以世袭曲阜令。孔子五十世孙孔鼒和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淑两家也因获知于忽必烈或随从元军征宋而进入仕途。不过，自孔元用降蒙至忽必烈末年，曲阜孔氏入仕者仅十余人，且官职低微。元朝中期起，蒙廷尊孔崇儒，恩及孔子后裔，孔氏凭藉其补文学掾的恩例， 大量进入仕途，先做教官，由教官而吏员，然后由吏员出职。但官职仍然不高，多为下品，中品者鲜少。至元朝后期，即元顺宗时期，曲阜孔氏仕宦出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仕版者众多，达 90 人，其中以教官致仕者 43 人，在中央都省、御史台、翰林国史院、秘书监、大宗正府及路府州县、行台等任行政、监察和文化礼仪职务者多达 47 人。二是孔克坚、孔思立等进入中朝，历官省台，名列显宦②。而孔克坚父子、孔思立等数位高官的仕历最能显示曲阜孔氏在元后期仕途上的发达，以及与朝廷、与朝廷中蒙、汉、色目重臣的关系。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 年），孔克坚袭封衍圣公爵位。至正十五年（1355 年）十月，因平章政事达世帖木儿（达识帖睦迩）的举荐，元廷征召孔克坚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达世帖木儿）荐公（克坚）明习礼学，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以子希学袭公爵”。精通礼学，娴熟祭仪，本是孔克坚的长项，“是年冬， 帝亲郊，公摄太常使，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观者称为达礼”。顺帝郊祭甚是成功。其后，御史大夫雪雪言孔克坚材宜近侍左右，拜中台治书侍御史，但孔克坚未受职而辞归山东③。按，太常礼仪院正官院使二员， 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④。孔克坚在曲阜做衍圣公，主持孔子林庙祭祀，虽然早在顺帝至正八年四月就升秩从二品⑤，但是此为清流官，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却是实官、朝官。所谓“中台”，即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 “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⑥，朝廷三大机构之一（另两个是中书省、枢密院）。孔克坚辞去治书侍御史的职位，或跟雪雪因受其兄哈麻牵连被处死有关。

孔克坚之所以能够任官中朝，是因为华化的色目人官僚的赏识和举荐。举荐孔克坚的达识帖睦迩，康里人，字九成，“幼与其兄铁木儿塔识俱入国学为诸生，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①。可见其通晓儒家经典。达识帖睦迩历官治书侍御史、枢密院同知、中书右丞、翰林承旨、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奎章阁大学士、提调宣文阁、知经筵事等职。至正十五年（1355 年）二月以达识帖睦迩为中书平章政事，提调留守司。四月，兼知经筵事。八月调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举荐孔克坚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当在是年二月至八月间。举荐克坚的另一康里人雪雪，因早备宿卫，得顺帝眷宠，累迁官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等职，还曾以御史大夫提调端本堂②。从雪雪举荐孔克坚，亦可知孔克坚的才学为色目官员所赏识。孔克坚父子当然也为汉族权臣赏识，如至正十六年丞相贺太平奏召孔克坚为集贤直学士，希学为秘书卿。贺太平在顺帝时历官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迁御史中丞、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左丞相、翰林学士承旨等职。至正二年，曾总裁辽、金、宋三史的修撰。另外，至正十年元朝爆发了红巾军起义，蒙廷重用孔克坚，也有笼络汉人之意。

至正十九年（1259 年），孔克坚迁礼部尚书，知贡举。“时四方士避乱乱多集都邑，公（孔克坚）请设流寓科以取之”③。《元史》亦记至正十九年中书左丞成遵建言“设流寓乡试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试”。又记：“既而监察御史亦建言此事，中书送礼部定拟：……中书省奏准，如所拟行之。”④流寓科目当是孔克坚首倡，通过成遵奏请。其考试程序、录取名额亦当由孔克坚拟定。此为孔克坚对元末科举考试的一个贡献。不久孔克坚又官陕西行御史台侍御史。至正二十二年，孔克坚除国子祭酒，“帝赐上尊，太子书大成殿额以赐公”。其被顺帝和皇太子尊宠如此。

孔思立是蒙元时期曲阜孔氏家族官位最高者，少年时曾“游太学”，“释褐太常太祝，新河县尹”⑤。思立初入仕在太常礼仪院，继任新河县尹。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 年）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⑥。后至元五年仍为监察御史⑦，未几升侍御史⑧。至正五年（1345 年）十月前，已由御史台转官中书省⑨。至正七年七月，思立即超拔中书省参知政事⑩，仕途可谓顺利。思立之进入中朝，得力于丞相贺太平的提拔。次年，思立被丞相脱脱污以罪罢黜，《元史 • 太平传》曰：“是时，中书参政孔思立等皆一时名人，太平所拔用者， 悉诬以罪黜去。”《元史• 吕思诚传》又载：“御史大夫纳麟，诬参政孔思立受赇事。”可知思立遭罢职乃因为脱脱、纳麟与贺太平的政争被中伤，非实有其罪。陈镐《阙里志》略谓思立“历省、台二十余年”， “累官至正奉大夫，中书参政，知经筵事”11 。知经筵事或在罢中书参政之后。

曲阜孔氏受大蒙古国厚恩，孔克坚、孔思立等更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分子，与蒙古、色目权贵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忠诚于蒙元，当无疑义。

三、朱氏不喜曲阜孔氏的深层次原因：孔氏在元末的政治动向

元朝末年，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元廷有意利用衍圣公的声望控制山东地区，笼络汉族人心。孔克坚也为元廷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企图挽救元朝统治于不坠。至正十五年（1255 年），孔克坚辞官回到阙里。次年，朝廷拜孔克坚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孔克坚既受诏，又复辞命。此时毛贵率领的红巾军攻打到了山东，孔克坚辞去山东道肃政廉访使的原因当是避乱。孔克坚率家人逃往大都，行次藁城。因丞相贺太平的奏请，朝廷授孔克坚为集贤直学士，希学为秘书卿。宋濂记载：“公至燕都，剧盗毛贵犯畿甸且廹， 廷议弃燕迁关中。公曰：‘太子当与社稷宗庙俱为存亡，乌可弃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颇众，与之决战，盗可平也。’如公言，盗果败去。”①《元史 • 贺太平传》也记载了元廷议“迁都”一事，“时毛贵据山东， 明年，由河间入寇，官军屡败，渐逼京都，中外大骇，廷议迁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争以为不可， 起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于彰德，引兵击之，大败贼众，京城遂安。”②又，《元史• 刘哈剌不花传》：“十七年，山东毛贵率其贼众，由河间趋直沽，遂犯漷州，至枣林。已而略柳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 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然，独左丞相太平执不可。哈剌不花时为同知枢密院事，奉诏以兵拒之，与之战于柳林，大捷。贵众悉溃退，走据济南，京师遂安，哈剌不花之功居多。”③皆与《孔克坚神道碑》所记毛贵攻燕京，朝议弃燕迁都事相同。孔克坚之辞官归里，或许跟贺太平驻军于济宁有关。至正十五年，贺太平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总制诸军，驻于济宁，防御红巾军北进。至正十六年，移镇益都。不久又除辽阳行省左丞相。孔克坚在曲阜，当跟贺太平联系密切，逃往大都行迹，贺太平亦知晓。据上引史料，元朝廷与红巾军决战于大都，虽出于贺太平的力争， 其思谋当出于孔克坚。如此，则孔克坚有大功于元朝。

至正十九年（1259 年）冬，孔克坚擢陕西行台侍御史。陕西行台，全称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同御史台，侍御史秩从二品④。此时镇压红巾军起义的两个地主武装首领李思齐及察罕帖木儿两股军队为争夺秦陇相攻杀，朝廷不能控制。孔克坚和御史中丞袁涣向陕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尔进言劝诫勿自相攻打， 未被采纳。孔克坚其意在于挽救元朝的统治，显而易见。由此亦可见孔克坚对于元朝廷的忠诚。大约是孔克坚感到在陕西行台难有作为，竟谢病归阙里⑤。还有一种可能，是回曲阜组织地方武装，以对抗红巾军北进。孔克坚在阙里，跟元朝廷和元军将帅如“幼而敦诗书，说礼乐，长而行所知，遵所闻”的中书平章、知院、中丞察罕帖木儿及出身“世家名儒”的伯颜普化仍然有联系。此时，察罕帖木儿的军队重新占领曲阜，元朝廷和地方军阀亦频频致祭于阙里宣圣庙，其事散见于元朝末年曲阜碑刻。察罕帖木儿等华化的蒙古、色目人熟读儒家经典，赞同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统治中国。至正二十五年又有皇太子遣枢密院经历魏元礼代祀阙里宣圣庙之举⑥。他们祀孔的举措势必加深孔克坚对蒙古、色目官员的认同，进而加深对蒙元统治的认同，因而忠诚于蒙廷。

事实上，起义农民对孔子还是尊崇的，对孔子后裔并不仇视，从孔克坚撰《大义书院记》可见一斑。兹《记》述及孔子五十三世孙孔浩初建书院时名曰“春秋书院”、后改名“大义书院”的经过，略云：

始名春秋书院，后改大义书院。其名春秋书院者，取获麟绝笔之义。改名大义书院者，丙申地方宼乱，害及士民。寇欲弋取尊圣之名，入庙而礼拜焉。世德公处之裕如，语于庙中曰：“圣道莫大《春秋》，而《春秋》一书，总以明君父之大义，不可越也。”寇感公言，遂息其乱。一时士民感德，故请改大义书院以志盛事耳。①

丙申年即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 年）。所谓“地方寇乱”，是指济宁、巨野一带也发生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孔浩字世德，“世德公”即指孔浩。孔浩不仅没有加入到农民反抗异族统治的行列，而是以“君父之大义”劝诫起义农民顺从蒙元统治，忠君爱国（大元帝国），不可犯上作乱。孔浩对待起义农民的态度正代表了曲阜孔氏官员们忠于蒙元朝廷、反对农民起义的政治动向。

元朝将全国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在统治国家上实行蒙古、色目和汉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元末农民战争兴起后，即使是位列第四等级的江南汉族地主阶级也敌视起义农民，或为元军将领出谋划策，或向元廷提供经济援助，也有逃往他乡的，甚至组织地方武装，抵抗、镇压小股起义。因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与蒙古、色目地主阶级是一致的，与元廷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②。又如元代汉人、南人进士群体，当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新贵或显宦后，也是高度忠诚于元廷，极端仇视、凶狠镇压起义农民， 甚至为元廷“殉难”、“死节”③。孔氏为官者也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其政治动向与政治行为与江南汉族地主阶级和汉族进士群体类同。南方的孔氏在元末也有组织地方武装的，如孔氏南宗后裔孔撰“元时署明道书院山长”，其五世孙孔思敬、孔思谦昆仲居句容，“元季同以义兵保障乡里，为义兵长”④，同反元的红巾军对抗。温州平阳孔氏后裔也以“孔氏恩例”出任教官，元朝末年也同样心系朝廷，协助地方官府镇压红巾军⑤。

作为北方汉族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之一，作为孔氏宗长的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在元朝末期更是与元廷站在一起，势所必然。曲阜孔氏是否也组织了“义军”呢，特别是徐达北征时，曲阜孔氏是否加入到抵抗明军的元军中了呢？笔者尚未发现直接史料记载。不过，我们由《孔子世家谱》可知，曲阜孔氏族人中孔子五十三世孙、五十四世孙、五十五世孙男性绝嗣者和迁徙它地者极多，是个很诡异的现象。五十三世绝嗣者集中在孔鼒的后裔中，即孔泾的同代人。孔泾生活在元后期明初期，其兄弟、堂兄弟亦当大多生活于同时期，多达三十九人，竟有二十二人绝嗣，有九人传一世而绝，或死于元末战争，一人不详，一迁安徽桐城，一迁夏津，在曲阜有传者仅五人。其他如与孔鼒同在“博士位”的孔摅的后裔中，“侍郎位”的孔权、孔的后裔中，第五十三、五十四世孙绝嗣者也很多。曲阜孔子中五十三世孙共 84 人，绝嗣者除孔鼒的后裔外，还有 13 人。余 49 人中，出仕者仅 20 余人。“袭封位”中，则有不少五十五世孙即孔希大、孔希章同辈人绝嗣。孔子五十四世孙 104 人，50 人无嗣，多属“袭封位”和“中散位”，64 人事迹不详。孔子五十五世孙 100 人，72 人事迹不详， 50 人无嗣。孔子五十六世孙 63 人，27 人无嗣⑥。总之，孔鼒等“博士位”后裔在同辈人中出生较晚，五十三世无嗣者多，而“袭封位”后裔在同辈中出生较早，五十四世、五十五世无嗣者多，都集中在元末期。元末曲阜孔氏族人锐减，恐怕不只是生理疾病的原因，似乎也不会无辜遭受兵燹，因为元廷尊孔，“寇”亦尊孔，从前述元廷和军事官员至曲阜祀孔的碑刻和孔克坚《大义书院碑记》可知他们都不会对“圣裔”妄加杀戮。是否曲阜孔氏在元末组织了“义军”，与红巾军作战， 致其族人大量死亡？有待后考。

明朝初年曾有曲阜孔氏族人被迁徙到临濠。《孔泾墓志》记孔泾在明初的遭遇，“逮夫圣朝□兴，有元失驭，以闲良官随例居临濠，时五十五世孙国子祭酒孔公克坚以公一派子孙，特蒙奏请，遂释还乡里， 令长多族”①。《阙里文献考》也记其“明初，遵例徙临濠，以五十六代衍圣公奏，得放还乡里，为孔庭族长”②。为何孔泾被迁徙到临濠，在明初曲阜孔氏家族中是个案，还是有许多孔氏族人遵例迁临濠？是否与对抗农民起义和朱氏的明军有关？皆有待后考。另，元末明初曲阜孔氏迁徙其它地方者也颇多。总之，曲阜孔氏既受元朝厚恩，而忠诚于元朝，仇视红巾军，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这也正是出身于红巾军的明太祖不喜孔氏的深层次原因。

余论

曲阜孔氏是中国家族史上的一颗常青树，衍圣公府更有“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美誉，因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尊孔崇儒必然恩及孔子苗裔。但是明初以后，朝廷只是封授孔子嫡裔威望崇高的衍圣公爵位， 不再授予其官职。明清时期的衍圣公府只是贵族地主，也不再是官僚地主。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曲阜孔氏也难免有流离失所，甚或有死于兵火的遭遇。当前朝危亡之际，他们往往恪守“君臣之义”的祖训， 忠于旧主，对抗反叛者或异族入侵。而当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如何对待胜朝和新朝，又往往成为他们的两难抉择。孔氏在新朝仕途的顺畅或转折，实取决于他们在旧朝衰亡、新朝兴起时的政治动向。迅速抛弃旧主， 投入新主怀抱者，会很快成为新宠，安享尊荣。犹豫观望者，则可能在仕途上遭到挫折。明初孔氏的际遇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孔克坚觐见朱元璋之后，尽管朱氏在礼仪和物质待遇方面对孔氏颇为优渥，但是若把孔氏在元朝的仕宦和在明朝的仕宦作对比，这样的优渥未免打个折扣。不惟衍圣公不再有做官的机会，曲阜知县的选任标准也为之改变，而且，虽然明代曲阜孔氏家族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但明廷对曲阜孔氏“不烦以政”的政策，致其在仕版者较之蒙元时期大为减少了。

参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注释请参考原文。